走讀嘉義公園

2018年五月,為了呼應「珍的散步節」(Jane Jacobs Walk)—一個向著名的都市研究與行動者珍雅各女士(Jane Jacobs,1916-2006)致敬的活動—我在嘉義自主舉辦了一個城市空間走讀活動,號召一群有興趣的朋友,共同走訪這個在嘉義市頗具代表性的城市空間—「嘉義公園」。

公園的誕生

嘉義公園始自日治初期的市區改正,原本車站前方的公園預定地,因1906年嘉義梅山大地震之後配合重建變更用途,而將公園改設置於嘉義市區東側的山仔頂庄,初期面積廣達一萬六千餘坪,於明治44年(西元1911年)11月3日正式開園。這一大片的綠地,日後與鄰近的嘉義林試所實驗林(今嘉義樹木園)共同形成嘉義市區面積最大、也最受市民喜愛的公共綠地。

有別於當時台灣多數公園選址於市區平地,設置於市郊丘陵地的嘉義公園,最初的空間規劃就是利用原本的地形進行闢建,園區內原有的一條小溪也特別保留下來。因此,順應原有地形特質而產生的坡度景觀,以及流貫整個園區的小溪,加上逐漸長成的樹林,這獨具風格的自然景觀,已成為嘉義公園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景特質。

今日所見的嘉義公園面積已更為擴大,但實際上是由三個原本各自獨立的區塊所組成,分別是日治時期的嘉義公園(1911)、兒童遊園地(1934),以及嘉義神社(1915)。這些原本屬性不同的空間,於戰後陸續整併,並以公園為主體。但即便今日走訪,仍可觀察到這三者在空間脈絡上,仍存在著有形、無形的界線。

公園的觀看

並不難發現,在這一座百年公園的空間裡,除了自然景觀之外,還存在著許多風格殊異的空間元素。它們分別在不同年代被擺(或塞)進了公園,成為公共空間中具有展示、教化意義的物件,傳遞著不同年代的價值思維。

例如當我們走進公園入口,但見一孫中山塑像端坐正中央,提醒我們這裡曾如同台灣各地許多公園一樣,在戰後通通被改稱為「中山公園」(1949)的一段歷史。因此,在老嘉義人的口中,仍不時脫口而出「中山公園」的習慣性稱呼。

許多原本位在市區裡的古物,自日治時期開始,就陸續移到嘉義公園,成為園區內最早的一批史蹟。當中頗具代表性的是「福康安紀功碑」(1788),紀錄的是清代林爽文事件,這座清朝的石碑也成為嘉義公園最早的遊覽景點。

公園內另有一尊「尿尿小童」塑像,日本稱之「小便小僧」,造型上仿比利時的本尊,水池與庭園則採西洋式風格設計。此「尿尿小童」塑像,直到近年相關考證方得知為1934年與兒童遊園地同期規劃設置,西洋式的文化意象在當時蔚為風潮。

閱讀這些形塑展示意義的空間元素,發現那些不同時代的刻意安排,或只是因緣巧合所構成的「展示空間」,恰呈現了這座城市的歷史縮影,這都讓嘉義公園或許在無意中,恰成為一種另類的城市博物館。

公園的記憶

回想2002年,當時嘉義公園內的一座小橋無預警被拆除,才引發許多市民開始去關注公園另一個面向的特質—「公園作為集體記憶的空間」。對此,我很喜歡挪用導演李安一段知名的語法來描述「集體記憶」對於公園的意義:「每個嘉義人的心裡,都有一座嘉義公園。」

正因為嘉義公園是一個與庶民生活交集如此長久且密切的公園,有非常多人在生命中的不同時刻,留下自己與公園空間互動的記憶。當城市居民的個人記憶隨著歲月累積在公園裡,這個公園就不再只是一個休憩場所,而是充滿回憶與情感的儲藏庫。所以當那座小橋被拆除,許多市民紛紛拿出他們過往與小橋的合照,透過照片所述說的那座橋,不是一個沒有情感的人工構造物,而是透過記憶連結了嘉義公園的那一分情感。 嘉義公園的特質,正如它最為人所知的經典詮釋—「公園雨霽」—所指出那夏日雨后欣欣向榮的綠意盎然,再加上那不可取代的歷史氛圍,正是這公園之所以吸引人們不斷重返的重要因素。走過百年,超越了休憩景點的定位,嘉義公園已是城市珍貴的人文資產,它不再只是一座公園,而是「嘉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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