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唯一的一座監獄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在近日終於完成第一階段的古蹟修復作業，並開放給民眾參觀。在為期三週的開放參觀與展覽活動中，共吸引六萬多人次的參觀，也再次印證嘉義舊監獄獨特的魅力。筆者在多年前因緣際會參與過嘉義舊監獄的保存運動，也藉此機會舊地重遊，再度探訪這座神秘又特殊的監獄古蹟。
嘉義舊監獄保存的特殊性，除了在於它極可能是台灣第一座、也將是最後一座被指定為文化資產保存的監獄之外，對於社會上絕大多數對監獄空間陌生甚至是禁忌話題的民眾來說，保存一座監獄的意義，相信也充滿許多好奇與疑問。畢竟，保存一座監獄在文化資產領域中是極為少見的案例，大多數民眾對於監獄的陌生與刻板印象，更是監獄保存所面對的難題。
監獄保存的爭議過程
嘉義舊監獄興建於日治時期大正八年（西元1919年），整體監獄建築群包括行政管理區、中央台、舍房、工場與相關附屬建築等，加上集合場、庭園、菜園等開放空間，共佔地約兩公頃多。嘉義舊監獄主要的空間規劃配置概念，為當時日本政府學習西方國家「賓州制」的監獄管理制度加以改良而成。「賓州制」主要特點在於其放射狀扇形配置的監獄建築型態，以收中央管理之效，當時在台灣同期所興建的監獄建築，多為此種規劃概念下的產物。
嘉義監獄在1994年從嘉義市遷到嘉義縣鹿草鄉，原址改設為嘉義分監。雖然法務部本身與嘉義監獄的老員工希望舊監獄能夠保存，但位於市區的嘉義舊監獄已面臨拆除的壓力與反對保存的聲浪。主因在於原本設置在市區外圍的監獄，隨著都市發展擴張，已經與市區住宅、商業區緊密相連，但監獄一般往往予人負面的刻板印象，使得監獄的存在被視為周邊地價與土地利用的阻礙，因此當時包括地方政府、民意代表與附近居民均極力反對監獄的保存。
監獄保存與否的爭議有重大轉變是一直到了2001年，因嘉義市政府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計畫書中，擬將法務部所管轄的嘉義舊監獄土地逕行變更為學校用地，當時法務部長陳定南對此相當不滿，遂指示嘉義監獄加速獄政史蹟保存規劃的相關進度，而開啟一連串針對嘉義舊監獄保存議題的討論，也開始讓更多地方民眾注意到嘉義舊監獄保存的重要性。
在2002年由嘉義監獄與地方民間團體所共同舉辦的「舊監的春天：嘉義舊監藝術季」活動，對於嘉義舊監獄的保存，可說扮演了關鍵推手的角色。在這個為期兩個月的活動中，藉由每個週末八個梯次的監獄導覽與搭配監獄空間主題所舉辦的藝文、社區活動，揭開了嘉義舊監獄的神秘面紗，並成功地讓參與民眾藉由實際的體驗，來進一步支持監獄保存的正當性。
當民意輿論逐漸改變為對監獄保存的支持，地方政府與民意代表原本反對保存的立場也開始鬆動，嘉義舊監獄的保存，終於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因此在2002年指定為市定古蹟之後，2005年再由內政部指定升格成為台灣第一座監獄國定古蹟。
嘉義舊監獄的保存爭議，雖然隨著古蹟身份確認而宣告塵埃落定，但就如同其他許多進入文化資產保存體系的老建築一樣，隨著古蹟身份而來的是大規模耗時花錢的古蹟修復作業，在老監獄內一度的人聲鼎沸與熱鬧氣氛，也隨著修復工程的進行而歸於沈寂，一直到2011年才又再度對外開放。
監獄保存的特殊性：空間脈絡的保存
一般人對於古蹟的印象，可能要不是清代的閩南式建築，不然就是日治時期華麗的西洋古典建築，但一座既不華麗又不古典的監獄，如何能夠進入國家文化資產保存之列？嘉義舊監獄的保存，適巧點出了保存價值論述中，被忽略與遺忘的人文面向。
傳統的古蹟保存論述中，或許是建築專業背景學者參與的比例偏多，在保存價值的討論多著墨於建築歷史的代表性或建築物本身的興建方式、構件的稀有特殊，以強調保存的正當性。但這種保存價值的取向，往往過度偏重建築物本身，也多少導致了保存觀點的侷限，甚至影響了古蹟修復對於建築物外殼與內部生活痕跡紀錄的權衡拿捏。
以嘉義舊監獄的案例來看，有意思的是，監獄不是一棟建築物，無法單純的將焦點聚集在單一棟建築物身上，而是如何處理建築群與空間的關係，因此監獄的保存首要必須看見監獄內的空間脈絡如何串起各建築之間的關係。整個監獄內部基於管理上的特殊需求，在嚴格管控的區劃中，卻有著緊密連結的空間佈局與巧妙安排，人在空間中行動的生活軌跡，成了保存價值的重要標的，這是台灣的古蹟保存中相當少見的案例。
這種保存的特殊性表現在監獄的導覽活動上，當民眾沿著受刑人入監的動線前進，透過真實的監獄空間體驗與一旁導覽人員生動的解說之下，不論是舍房的拘禁、工場的勞動、瞭望塔的監視…等，監獄空間的生活脈絡，都一一再現在參觀者的腦海中。
回頭來看嘉義舊監獄的保存過程，就是一種對保存概念的顛覆。把一座因犯罪懲戒矯正需要而興建的建築物，轉而成為一個體驗與教育的空間時，監獄的空間已經突破它原本所設定的功能侷限，這正是保存觀點的前瞻性與對於都市發展的重要意義。
解讀監獄空間：微社會的生活場域
在監獄空間的相關研究中，經常會論及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其名著《規訓與懲罰》一書中，對於監獄空間的分析。傅柯剖析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於1785年所提出的全景敞視監獄建築概念，指出了透過無所不在的監視，讓被拘禁者心中衍生內在自我監視的制約，一種「可見但又無法確知」的心理控制，正是這種全景敞視監獄建築的權力作用。而這種全景敞視監獄的概念，也反映在嘉義舊監獄特殊的放射狀舍房建築設計，以及中央台監控的規劃概念。
我們可以用微社會（micro-society）的概念來解讀嘉義舊監獄的空間，監獄的微社會可以說是外部社會的翻版，高聳的圍牆內自成一個生活世界，一個微觀的社會體系。從學習、勞動、娛樂，到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監獄內的生活就是一個真實的社會縮影。因此透過嘉義舊監獄空間的真實感受，對於監獄內生活的體驗，不會只是一個吸引人的「賣點」，更是透過體驗保存了監獄的生活脈絡，而重新詮釋了保存價值的豐富性。
在監獄中生活的人，不僅只有受刑人，還包括了監獄的管理人員。在嘉義舊監獄圍牆外，也就是舊監獄的宿舍區，許多管理人員一輩子在監獄工作，也在此終老。宿舍區與監獄僅是一牆之隔，有別於一般的宿舍區，空間中多了一分肅穆。嘉義舊監獄鄰近的區域，包括看守所、宿舍區等部分也都納入了古蹟保存的範圍，也強化了監獄保存的完整性。
監獄一直是神秘的禁地，因為此地並不是一般人可以自由來去之處，也鮮少有人會想要積極地去接觸這個高牆內發生的故事，司法審判之後的種種問題，甚少在社會媒體上被討論，這種狀態反映了這個社會對於邊緣議題與空間的漠視，這也是當初嘉義舊監獄的保存所面對的困境：對於監獄的負面觀感，即否定了監獄的保存價值。
而今日監獄能夠成為國定古蹟，獲得社會上保存的共識，也象徵了對於邊緣議題的討論，又多了一個討論的空間平台。許多人終其一生不會踏進監獄半步，而有的人因緣際會與監獄在人生中相遇共處，當這兩類人的生活可以在嘉義舊監獄的空間中交會，增加彼此對話交流，可以減少社會刻板印象的偏見，補足生活教育所欠缺的一個認知機會，監獄成了一個另類的社會教育空間。
保存一座監獄，是台灣在文化資產保存上的重大進步，因為唯有正視自己社會體系組成中，各部門的真實存在，才有機會讓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資產，獲得不同價值的詮釋空間。
從一個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監獄，轉而成為一個不分身份階級都可以入內參觀體驗的教育場所，監獄的保存，讓邊緣有了發聲的機會，也提醒我們重新來思考那些日常生活中，也許是微不足道或隱諱未知，但卻是組成我們社會結構的小部分，在社會意義與價值的反思。
當監獄不再是監獄：從隔離到開放
監獄原本的空間屬性就是隔離的，從外部高聳的圍牆開始，人員的進出必須經過層層管制，在監獄內部的動線，也必須穿越一道又一道管制的鐵門，這是高度戒備的管制空間。隔離的空間區分了不同的單位與人員，也反映在每個人所能夠到達與使用的空間，都有嚴格控制與分配。
隔離不止是空間上的隔離，也反映在內部的人員的行為。監獄的日常生活並不允許太多的對話，一種管理所需要的禁語沈默，是監獄內的常態。監獄內的受刑人也只有數字代號，是與自己的姓名、社會身份的隔離。
這種隔離、封閉的特質，成為監獄保存對外開放後的一種強烈對比，也是監獄保存思維中一個需要特別去處理的課題。很明顯的是，隔離的空間，必須被完整保存下來，而隔離的管理措施，也必須被某種程度的保存，因為那正是監獄空間本身的獨特性。無法一眼看穿的空間、有所規範與制約的參觀模式，才能夠維繫嘉義舊監獄所保存下來獨有的神秘性。
嘉義舊監獄已歷經將近百年的歲月，相較於台灣其他同時期興建之監獄均已遭到拆除，更顯見嘉義舊監獄保存的重要性。俗話說：「一種米養百樣人」，一座老監獄的過去，承載了社會上各種人用歲月所寫下的故事，也將是豐富其空間內涵與文本的養分。
嘉義舊監獄雖然保存下來，但早已不再是監獄了，而監獄的過往身份是它未來發展最重要的特質。若我們可以善加利用監獄這獨特的社會資產，相信嘉義舊監獄必將成為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典範。
（原文為2011年10月完稿，發表於《GREEN綠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