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社口媽」/ 慈龍寺的「番」與「社」為何?

【關於寺廟巡禮】

這一系列嘉義市的「寺廟巡禮」實則透過單間寺廟作為發想,透過書寫思索認識寺廟的方法。意圖透過每間廟在歷史、文化上的獨特性一一的習得方法,將之一一的組構成為認識諸羅的立體拼圖,我不是一個地方中心論的人,我無意透過這樣的方式強調嘉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獨特性,反倒是如何以嘉義為方法作為思考我們所面對的他者,台灣、亞洲。以寺廟巡禮作為文化的思考與實踐正是本系列書寫的動力源。


一直想找尋存封於寺廟中、神像後的幾幅由林玉山繪製的水墨作品。某次閒談間友人提到那幾幅圖就在「番社口媽廟」。「番社口」這一略為陌生的詞彙引起我的好奇該如何理解「番社之口」。

翻查《嘉義市志,卷二,人文地理志》中所做的解釋,「清代時平埔族諸羅山社位於今西區的北杏里和社內里一帶,本里所在恰緊鄰番社而在它的外面,番社外圍這一帶遂被稱為『番社口』,意即『番社的外口』(台語)」。

「外口」一詞以台語唸出「guā-kháu」,為外頭、外面之意,番社口應為番社外面的村落之意。相對於番社的他者,番社口為一漢人移墾的村落。

而自身對於「番社」一詞模糊的以「福社宮」(今中正公園)為範圍作為認識,《台灣地名辭書‧卷二十‧嘉義市》提及「諸羅山社」範圍為今文化路、北榮街和縱貫鐵路所包圍的街塊。

那諸羅城內的原住民早年的分佈為何呢?荷蘭的文獻又是什麼時候提到嘉義呢?我另個疑問是,很多文獻提到的「番社」是否一開始便定居於現今的中正公園原址,依上頭荷蘭時期的資料認知,荷蘭井周圍是番社的廣場,抑或早年分布很廣從紅毛井到現今的中正公園一帶都是,只是後來建城之後壓縮的活動的空間)。

依序年帶來思考,首先荷蘭時期的檔案在1930年有一筆提及嘉義的紀錄。

1630年4月17日諸羅山 (Tierasan)  長官閣下來到新港社時得悉,蕭壠、目加溜灣和所有鄰近各社的人。都去麻豆社集合,要跟諸羅山(Tierasan)的人打仗。《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p.25

但是這筆提及諸羅山(社)的資料並沒有明確的對於社內空間有所描述,反而是1657年的這筆資料,或許可以推論些什麼。

1657年4月8政務員N. Loenius從諸羅山寄來的一封信其內容寫道「送去的石灰收到了,要在那諸羅山社的廣場中央建造水井的事情,將予進行。」《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p.168

「諸羅山社的廣場中央建造水井」中的「水井」應為當今的「荷蘭井」,若是以荷蘭井作為空間的定位點,推測早年諸羅山社的人民應以荷蘭井周圍而居,一直到清朝1704年建造「諸羅城」方把諸羅山社的人遷移到城外。我們可以從成書於1717年的《諸羅縣志》的山川總圖清楚的看到「諸羅山社」位於西門之外。

圖:1788年《乾隆台灣輿圖》

1788年《乾隆台灣輿圖》諸羅縣已出現土城。諸羅山社居於城外西北側一帶。

1907年市區改正嘉義市街全圖可看到兩處跟「番」有關的相關描述,分別為「番社內」以及「番社口」,推斷此地為清朝建立諸羅城後將原居於城內的「諸羅山社」原住民遷居此地。

最後一筆讓我感到神秘而有吸引了的資料出於《台灣地名辭書‧卷二十‧嘉義市》頁171所提及的地名「新竹圍仔」,中提及1920年的時候,日本政府徵收「番社」(中正公園一帶),蓋建「嘉義公會堂」,因此「番社」(諸羅山社)的居民遷至「竹圍仔」(重興里自由路以南)。

我試著將1907年市區改正嘉義市街全圖與Google的地圖進行疊合發現一個有趣的點,「番社口」差不多位於今長榮街跟興中街口(跟口述的位置差不多),其上恰是「慈龍寺」的位置,難怪很多老一輩的都將「慈龍寺」稱為「番社口(觀音)媽」。而番社內的位置恰與祭祀番王爺的「福社宮」的位置疊合。這兩間廟宇恰可作為諸羅山社內外的信仰中心點。

或許這裡可以援引顏尚文的〈清代以來嘉義市觀音信仰寺廟類型之發展〉文章來幫忙理解,這篇文章顏尚文主要是以清代諸羅縣城以觀音為信仰的九座寺廟作為研究的對象。研究者將這些寺廟分成三類,1.官方主導的2.齋教徒所建的齋堂3.民間建立與水利開發、聚落形成有密切關係的。

慈龍寺是定居在「番社口」的早期移民所建立第三類型。慈龍寺原稱「觀音亭」又稱「慈福祠」。1776漢人移住本地時,迎來觀音一尊於「番社口」祭拜。1906年嘉義大地震後又於原址重建,1938年因「寺廟整理政策」,併入城隍廟而拆毀(當時道教合祀在城隍廟(神廟);佛教合祀在地藏庵(佛廟);儒教的神祇合祀於南門廟(聖廟)),在此有一點很有意思的是,為什麼當初「慈龍寺」的觀音不是併入佛教的地藏庵,而是併入道教的城隍廟。或許這也是反應了當今傳統的民間佛教與民間信仰混合樣式。因此中間的佛龕是祭祀觀音,左右兩側的配祀神是註生娘娘、土地公。

1938年慈龍寺被拆毀後,土地歸濟美會所有,一直到戰後1947年始有信徒發起募款欲重建「慈龍寺」,直到1950年方落成。林玉山留存於寺廟的五幅作品正是落成前一年1949完成,隔年1950年林玉山便移居到臺北。此五幅作品分別為《龍》、《受天百祿(鹿)》、《降爾遐幅(鶴)》、《萬年封侯(猴)》及《八駿馬》,上頭林玉山落款「桃城散人」。


參考文獻

書寫作為文化思考的實踐,過程中常常是透過許多人精彩的文字所導引,與其說我在書寫,倒不如說試著透過書寫去熟讀、組構這些經驗碎片,未來我每篇書寫將會附上的這些書籍、篇章,也感謝這些光芒溫暖的導引。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1999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2011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 吳育臻,《嘉義市志·人文地理志》,2002嘉義市:市政府。
  • 吳育臻,《臺灣地名辭書.卷二十:嘉義市》,1996,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1962,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洪英聖編著,《畫說乾隆台灣輿圖》,2002,台北:文建會、聯經出版。
  • 詹素娟,「臺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清代平埔族的分佈與遷徙〉」2008。
  • 蔡榮順,〈諸羅山社名稱演繹〉《臺灣文獻別冊49期》,2014,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蔡榮順,〈諸羅山社紅毛井小考〉《臺灣文獻別冊44期》,2014,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顏尚文,〈清代以來嘉義市觀音信仰寺廟類型之發展〉,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八期,2003,頁18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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