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為了呼應「珍的散步節」（Jane Jacobs Walk）—一個向著名的都市研究與行動者珍雅各女士（Jane Jacobs，1916-2006）致敬的活動—我在嘉義自主舉辦了一個城市空間走讀活動，號召一群有興趣的朋友，共同走訪這個在嘉義市頗具代表性的城市空間—「嘉義公園」。
公園的誕生
嘉義公園始自日治初期的市區改正，原本車站前方的公園預定地，因1906年嘉義梅山大地震之後配合重建變更用途，而將公園改設置於嘉義市區東側的山仔頂庄，初期面積廣達一萬六千餘坪，於明治44年（西元1911年）11月3日正式開園。這一大片的綠地，日後與鄰近的嘉義林試所實驗林（今嘉義樹木園）共同形成嘉義市區面積最大、也最受市民喜愛的公共綠地。
有別於當時台灣多數公園選址於市區平地，設置於市郊丘陵地的嘉義公園，最初的空間規劃就是利用原本的地形進行闢建，園區內原有的一條小溪也特別保留下來。因此，順應原有地形特質而產生的坡度景觀，以及流貫整個園區的小溪，加上逐漸長成的樹林，這獨具風格的自然景觀，已成為嘉義公園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景特質。
今日所見的嘉義公園面積已更為擴大，但實際上是由三個原本各自獨立的區塊所組成，分別是日治時期的嘉義公園（1911）、兒童遊園地（1934），以及嘉義神社（1915）。這些原本屬性不同的空間，於戰後陸續整併，並以公園為主體。但即便今日走訪，仍可觀察到這三者在空間脈絡上，仍存在著有形、無形的界線。
公園的觀看
並不難發現，在這一座百年公園的空間裡，除了自然景觀之外，還存在著許多風格殊異的空間元素。它們分別在不同年代被擺（或塞）進了公園，成為公共空間中具有展示、教化意義的物件，傳遞著不同年代的價值思維。
例如當我們走進公園入口，但見一孫中山塑像端坐正中央，提醒我們這裡曾如同台灣各地許多公園一樣，在戰後通通被改稱為「中山公園」（1949）的一段歷史。因此，在老嘉義人的口中，仍不時脫口而出「中山公園」的習慣性稱呼。
許多原本位在市區裡的古物，自日治時期開始，就陸續移到嘉義公園，成為園區內最早的一批史蹟。當中頗具代表性的是「福康安紀功碑」（1788），紀錄的是清代林爽文事件，這座清朝的石碑也成為嘉義公園最早的遊覽景點。
公園內另有一尊「尿尿小童」塑像，日本稱之「小便小僧」，造型上仿比利時的本尊，水池與庭園則採西洋式風格設計。此「尿尿小童」塑像，直到近年相關考證方得知為1934年與兒童遊園地同期規劃設置，西洋式的文化意象在當時蔚為風潮。
閱讀這些形塑展示意義的空間元素，發現那些不同時代的刻意安排，或只是因緣巧合所構成的「展示空間」，恰呈現了這座城市的歷史縮影，這都讓嘉義公園或許在無意中，恰成為一種另類的城市博物館。
公園的記憶
回想2002年，當時嘉義公園內的一座小橋無預警被拆除，才引發許多市民開始去關注公園另一個面向的特質—「公園作為集體記憶的空間」。對此，我很喜歡挪用導演李安一段知名的語法來描述「集體記憶」對於公園的意義：「每個嘉義人的心裡，都有一座嘉義公園。」
正因為嘉義公園是一個與庶民生活交集如此長久且密切的公園，有非常多人在生命中的不同時刻，留下自己與公園空間互動的記憶。當城市居民的個人記憶隨著歲月累積在公園裡，這個公園就不再只是一個休憩場所，而是充滿回憶與情感的儲藏庫。所以當那座小橋被拆除，許多市民紛紛拿出他們過往與小橋的合照，透過照片所述說的那座橋，不是一個沒有情感的人工構造物，而是透過記憶連結了嘉義公園的那一分情感。 嘉義公園的特質，正如它最為人所知的經典詮釋—「公園雨霽」—所指出那夏日雨后欣欣向榮的綠意盎然，再加上那不可取代的歷史氛圍，正是這公園之所以吸引人們不斷重返的重要因素。走過百年，超越了休憩景點的定位，嘉義公園已是城市珍貴的人文資產，它不再只是一座公園，而是「嘉義」的一部分。
（原文發表於 放築塾代誌 No.38，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