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還沒遇到真正惡質（ok-tsit）的著作權侵權者之前，我對於「著作權」其實非常陌生，雖然多年前也曾遇過類似侵權的事情，但都是自己生悶氣或罵幾句就算了，直到這次進入刑事訴訟的準備後，才開始認真的研究著作權法令與相關知識。然而，真的到地檢署遞狀進入訴訟，才發現司法運作不是自己以為的是非對錯，反倒是遇到重大挫敗（不起訴處分），雖然最後努力於十天內提出再議，且成功讓案件繼續回到偵查程序，但事發至今已將近一年又八個月，自提告也已一年又三個月，這都遠比原先以為的時間要漫長許多，等不到侵權者一句道歉，又是否能等到司法驗證的公理正義，仍是未知數。
但也因為有這樣親身體驗「捍衛著作權」的痛苦經驗，更意識到，不論是創作者或利用者，對於著作權確實我們的認知都非常不足，甚至有誤解、歪曲，因此多討論關於著作權的觀念與實務，尊重他人、保護自己，確實有其必要。藉由我們這次遇到的「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侵害著作權事件」，本文就來探討一下此侵權案例中關於著作權的幾個根本觀念。
「創作保護主義」能保護你的著作權嗎？
台灣的著作權是「創作保護主義」，也就是一旦創作者完成作品（不論有無公開發表），就擁有著作權，1表面看來，這是對創作者很好的保障，因為不用像專利、商標還得去登記才擁有智慧財產權，著作權很容易主張。但也因為如此，當你要真的去捍衛自己的「著作權」，就得花更多力氣，去證明是自己的著作、證明他人侵權，你才算是真的擁有著作權。
而正如一開始談到，社會上大多數人對於著作權非常陌生，錯誤的觀念與違法的著作利用方式非常普遍。例如，我可以把別人網路發表的文章複製貼在自己的網路平台嗎？想想當代網路社會的「流量就是王道」，把別人的著作（不論是文字、圖片或影片）放到自己的平台，不論你有無標示來源，這不就是把它著作的「流量」瓜分走嗎？如果原作者是藉由著作被觀看才能得到流量來換取報酬，那把著作重製分享的行為就會造成原作者的損失，因此，著作權非常重視「重製」的權利，以及與之相連結的「授權」觀念。
但著作權法不是只保障著作人的權益而已，它也希望促進著作的利用，2因此對於著作權也有許多的限制，例如「合理使用」（本案剛好也有遇到，另篇續談）。所以當著作人要透過法律主張著作權，很多律師都會跟你說，實際認定得在法庭上去驗證。
因此，在寬鬆的著作權認定下，實務上也衍伸許多認定的問題，爭議所在多有。所以在法律之外，訴諸道德也是一種常見處理方式，畢竟利用他人著作，卻沒有經過別人同意，就是理虧的一方，有時透過道歉還給著作人尊重也就沒事了。不過，基於對著作權普遍地缺乏理解與無知，也有很多人（包括許多公部門）不重視著作權，被告知有侵權行為時都認為只要下架就可以耍賴置之不理，得等到被警察請去做筆錄、被地檢署起訴，才驚覺事情重大開始面對，這也是常見的情形。
而侵權者對法律無知、對道德漠視，在這個案子，我們都遇到了，以下就相關議題分別陳述。前情提要的背景脈絡可參閱洪雅文化協會此公文：
「捐贈」是授權嗎？
「捐贈」一說是余國信在本侵權案，由洪雅文化協會回覆給文化局的公文裡所提出，他聲稱著作人當初完成著作時，「至洪雅書房捐贈予余國信」，作為本案他認為沒有侵權的主張之一。先不論此「捐贈」是否為真（事實根本未曾有此捐贈情事），他的說詞在著作權法怎麼看呢？
余國信認為有捐贈就是沒有侵權，但著作權法的規定裡並沒有「捐贈」一詞，而捐贈頂多只是擁有民法所定義的「物權」（所有權），不代表獲得「著作權」。別人送你一張阿里山雲海的照片（或是你買的明信片），你就可以主張這張照片是你拍的嗎？在路上撿到一張畫，只要那不是你畫的，就算你擁有再久，你都不會變成著作人，當然也不會擁有著作權。
所以，「捐贈」在著作權法裡毫無意義，必須是合於法令定義的「讓與」或「授權」，才會產生著作財產權的變動，但就算是「讓與」或「授權」也不可能發生本侵權案的「著作人變成別人」，因為依法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著作人與著作緊密相連永遠不會改變。再次強調，正式的著作授權有其嚴謹的授權規範與用詞定義，余國信謊稱的「捐贈」乍聽或會讓不瞭解著作權的人誤以為著作變成他的、他愛怎樣用就怎樣用，但事實上從著作權法來檢視，此（不存在的）「捐贈」根本沒有實質效力。
在著作權法裡唯一較接近「捐贈」的，為「移轉所有權」。著作權法第28條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其著作之權利」，也就是著作人可以用「移轉所有權」的方式，散布他的作品。例如，將自己的攝影作品沖洗多張，贈送或販售給他人。但移轉所有權跟著作權的授權完全無關，而是著作人專有的散布其作品的權利，再次強調，擁有物件（財產），並不代表擁有著作財產權。
「口頭授權」是授權嗎？
余國信在洪雅協會的公文中，聲稱二十年前著作人於「捐贈」著作給他時，說過「如有需要，盡量使用」，這也是他對外主張「口頭授權」的依據。同樣的，跟余國信造假的捐贈說法一樣，先不論這二十年前的八個字有何證據，假設如他幻想中曾存在著作人告知「如有需要，盡量使用」這兩句話，這就是等於是著作的授權嗎？
在著作權法並沒有規範授權的方式應如何為之，但民法對於契約的成立，只要雙方合意，口頭契約也是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方式。但，所有律師也都會提醒你，契約簽訂仍應以書面為妥，口頭約定若無錄音存證，甚至雙方記憶一旦有所出入，如何證明何者所述內容為真？一旦時間拉長，又如何能延續此口頭契約？故，契約以書面為之，對雙方最有保障。
此外，著作權的授權中，又特別強調「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3」以著作財產權授權之複雜性，規範事項繁多，顯然不是三兩句話可以籠統解決，且「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只要沒有講清楚，依著作權法都是認定為「未授權」，所以說清楚講明白，才是這口頭授權的重點，甚至，余國信聲稱的「如有需要，盡量使用」其「需要」為何？其「使用」方式為何？全都不清不楚是要如何授權？更別說有哪種授權還可同意侵害人格權？說穿了，余國信所主張的「口頭授權」，根本毫無授權的真實意義與作用，純屬狡辯與意圖混淆視聽之詞。
「公共財」如何認定？
余國信也說，舊監廣角鏡地圖當初是無私提供給公眾使用，所以「已成公共財」。若其所認知的公共財，意思是不具有著作財產權、任何人皆無須授權可以利用的著作。但若檢視著作權法對於著作財產權的存續期間有相當清楚的規定：「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4」（此處指一般條件，不同情況另有規定，如攝影著作為公開發表後五十年）
也就是只要著作人還活著（到死後五十年），著作財產權就持續存在，就不能稱之為「公共財」。以本案著作為例，唯有等到著作人死後五十年，著作財產權「消滅」，此時任何人皆可自由利用，才是真正的「公共財」（惟即便成為公共財仍不可侵害著作人格權）。余國信的「公共財」說法，若不是刻意誤導公部門，就是對於著作權的無知。
而在此公共財議題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則是著作人格權，它也像著作財產權一樣有期限嗎？依著作權法「著作人死亡或消滅者，關於其著作人格權之保護，視同生存或存續，任何人不得侵害。5」也就是說，著作人格權與財產權不同，是沒有期限的，而且「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6」所以千萬不要誤以為只要是「公共財」就可以沒有限制地任意利用，詩人李白雖然一千多年前就死了，也不代表現代人可以把他的詩竄改為你自己的哦。
只要是「政府版權」人人皆可自由利用？
本侵權案中有著作人「阿里山森林鐵路文化散步道」亦遭洪雅文化協會重製與竄改，該協會聲稱此地圖為著作人受嘉義縣政府委託所繪製，故為「政府版權」所有，此主張也是該協會認為並無侵權的理由之一。即他認為此著作財產權為嘉義縣政府所有，所以他可以任意「利用」（其行為包括重製與竄改著作人為洪雅協會）。
什麼是「政府版權」？可以怎樣利用？
首先，確實社會上存在一種普遍誤解：「只要是政府的，大家都可以利用」，但實際上真的是如此嗎？在著作權法第50條確實有提到：「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之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也就是說，若該著作是「以政府名義」公開發表，「一般情形下」，人民可利用（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政府著作而可免除侵權疑慮，例如利用政府出版的報告書或網站資訊。
需特別注意，此處所指「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之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必須是「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為「著作人」方能符合，並非只要是有「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為出版單位或指導單位…等，都可符合第50條之規定。
此外我們必須特別注意，第50條對政府著作利用之規定，仍有「在合理範圍內」與利用方式之約束，也就是需再檢視是否有符合著作權法第65條關於「合理範圍」與「合理使用」的判斷基準，以及第64條應明示出處（著作人姓名或名稱）、第66條不影響著作人格權之規定，並非打著「政府版權」一句話就可任意利用，更別說本案的侵權情形不僅違法重製、未標示著作人，更涉及竄改標題、內容與移除著作人於原著作之署名、偽造為洪雅協會繪製等明顯有侵害著作人格權之情形。
政府出版的著作，著作權是誰的？
再者，政府出版的著作，著作權就一定是政府的嗎？依著作權法第12條規定，政府出資委託受聘人繪製地圖，仍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若未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而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也就是說，該地圖並未約定由嘉義縣政府取得著作財產權（已查證並無簽署任何授權合約），因此該地圖著作的完整著作權仍為著作人所有，而嘉義縣政府僅具備可利用之權利。更別說那根本不是出資者的洪雅文化協會，僅是受縣府委託辦理另一標案而取得此地圖檔案，於該標案範圍之外，根本沒有利用此地圖之任何權利！誑稱他人著作為「政府版權」而主張無侵權，只是再次證實該協會對侵害他人著作權的無知與惡質。
綜上所述，大家必須有所認知，政府機關出資所委託的著作，其著作權並非必然屬於政府機關（該著作裡面也可能有他人的著作財產權），即便簽約授權給政府機關利用或由政府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也不等於任何人（包括政府機關本身）就可以任意重製利用，若有超越個人利用方式之外的著作利用需求，仍應洽詢政府機關或著作人取得正式授權，才是最正確且合法的利用方式。
「公共利益」？「私人恩怨」？
洪雅文化協會的「無侵權」主張，還包括以「公共利益」為原則的說詞。確實此涉及侵權的報告書，本該是基於「公共利益」而進行的計畫，使用的經費也是來自納稅人的政府公共預算，但它以侵害著作權的方式，拿別人的東西冒充為自己的成果，猶如用公款買贓貨，結果是計畫成果根本無法利用（被下架），這可豈有「公共利益」可言？還是荒唐到拿著「公共利益」之名就認為自己可以任意侵害他人的著作權？
此外，前面提到，著作權法為「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對於著作財產權除給予保障也有限制規定（第44～66條），在「合理範圍」內利用他人著作，若符合特定條件可視為「合理使用」，即對著作人之著作財產權予以限制，免除利用責任。舉例如第65條第2項第一款「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即為合理使用判斷基準之一，但「非商業目的」、「非營利」仍須符合對著作財產權限制之特定條件，並非只要是非賣品或沒有販售就可不受著作權約束。
最令人好笑的是，余國信認為二十年前著作人提供舊監廣角鏡地圖時，著作已廣為流傳、廣為運用，著作人並無異議（OS：當時正常利用怎會有異議！），但二十年後著作人發現被侵權時，沒有先具體警告是「不合常理」，故余國信認為證明本案提出侵權行動是「私人恩怨」。
真的是奇怪了，拿別人著作去利用沒有告知，把別人著作竄改成自己著作當沒事，被害人發現提出抗議，這侵權者反倒還指責被害人是「私人恩怨」？！這種顛倒是非的荒謬邏輯才是「不合常理」！但凡有錯皆是他人的錯，這種不合常理的思維倒是很符合典型的巨嬰邏輯，還寫成正式公文昭告天下真的是很罕見，可證明這個協會就是個無人把關的一言堂。
回到一開始的著作權源頭，權利看似來得方便（創作保護主義），實則問題重重，因為對著作權的一知半解與刻板印象，也真的有人會相信有那不實的「口頭授權」存在。甚至連嘉義市的公部門（嘉義市政府文化局），竟對該協會此漏洞百出、違反法令的說詞毫無反應，連個審視意見都無能提出！這種無力感也正顯示我們的著作權環境，在各個環節都還有待努力。創作自由，但創作的著作權捍衛，則存在更多考驗。
